过去几十年，中国以制造业为核心构筑了全球领先的供给体系——华明装备的分接开关凭借20%成本优势、30%-50%交付周期优势抢占欧美电力设备市场，海泰新光的医疗内窥镜部件在与英德企业竞争中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然而，与强大供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端的乏力：乳制品产量2024年同比下降2.8%，快递单票货值五年降40%，飞天茅台价格持续下跌。这种“供给强、消费弱”的失衡，折射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期的深层矛盾。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间找到动态平衡。

供给侧的荣光与代价：制造业崛起与房地产透支的辩证

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并非空中楼阁。在房地产狂飙期，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出让住宅用地获得财政收入，反哺制造业发展——在基础设施、工业用地、用电补贴等方面给予企业优惠，有效降低了制造企业总成本。这种“土地财政-制造业补贴”的循环，推动中国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华明装备为例，其依托国内电力设备产业积累，在全球AI算力扩张带来的用电需求激增中快速突围，近三年出口增速达40%，上半年装备业务毛利率高达55.5%；海泰新光则通过技术跨界创新，仅用两个月就攻克英国公司两年未解决的内窥镜光源难题，成为史赛克核心部件独家供应商。

但这种模式的代价同样显著。房地产的过度透支导致地方债务高企，2025年成为化解隐性债务的关键年份。当“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制造业补贴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而全球“再工业化”虽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了机遇（如华明装备瞄准美国电网改造需求），但世界市场容量的约束也让出口增速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强大的制造业+理性的房地产”仍是理想组合，但当前房地产调整与地方债交织的压力，让供给侧的优势难以完全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

消费端的三重困境：增量不足、价格敏感与结构分化

消费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首先是增量动能不足，部分行业进入存量博弈甚至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牛奶产量4079万吨，同比下降2.8%，为2018年以来首次下滑；2025年上半年乳制品产量同比再降0.3%。其次是价格敏感度飙升，消费者转向低价策略。快递包裹量虽保持10%以上增长，但单票货值五年下降40%；高端奶粉品牌飞鹤2025年上半年营收91.51亿元、净利润10.33亿元，较2021年同期的115.44亿元、37.4亿元大幅缩水；飞天茅台价格持续下跌，反映出高端消费市场的疲软。

最后是内卷式竞争加剧，企业与劳动者双双承压。快递行业单票派费从1.5元降至0.8元以下，倒逼国家于2025年7月在义乌启动调价，将基础价格从1.1元涨至1.2元。尽管如此，消费大盘仍存在结构性亮点：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仅为日本一半，长期增长空间明确；新能源汽车国内售价低于海外，消费者享受到低价红利；上海陆家嘴好利来主题店吸引外国游客采购伴手礼，小米产品受亚洲消费者青睐，显示出中国品牌的零售吸引力。正如联洋大拇指广场的品上生活超市（原家乐福）通过现制现售模式重获生机，创新供给仍能在存量市场中打开增量空间。

消费率偏低的核心矛盾：收入分配与消费倾向的双重制约

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长期低于40%，2022年为37.2%，较38国平均水平（53.8%）低16.6个百分点。东吴证券研究揭示了一个反常识结论：2022年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60%，略高于38国平均的58.2%，消费率低的症结不在于收入占比，而在于消费倾向偏低（2022年为62%，38国平均92.3%）与收入分配不均。

从消费倾向看，房地产（房价、房贷）挤压了居民消费空间；勤俭节约的社会传统、社保体系不完善（尤其是养老金水平较低）让居民不敢消费；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路径，也降低了社会对消费的重视程度。从收入分配看，中低收入群体基数大，财产性收入单一且偏低——2022年居民财产性收入中76.2%来自利息，仅10.2%来自企业分红，而38国平均红利收入占比达55.7%；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自由受抑制，进一步拉低了整体消费活力。

破局路径：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协同推进

解决“消费费力”问题，需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方面发力。做大蛋糕是基础，要聚焦就业带动型行业，如劳动技能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境电商出口服装的农村加工车间，虽不属“新质生产力”，却能为农村女性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实现增收致富。拉美国家的教训警示我们，脱离经济增长的激进再分配会导致蛋糕缩水，只有通过产业升级与就业扩张，才能为消费增长提供源头活水。

分好蛋糕是关键，需通过制度创新优化收入分配。“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工资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2025年11月全国人大将“遗产（和赠与）税法”列为调研立法项目，CRS全球征税推进使高收入群体实际税率向名义税率看齐。企业层面，宁德时代、药明康德等公司涨薪引发热议，体现出劳动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同时，需为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障其合法权益，避免再分配措施打击市场活力。

历史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1914年亨利·福特将工人日薪翻倍至5美元，开启了消费社会的序幕；1910年代卡内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立，推动了慈善事业对收入分配的调节；1944年美国对富豪征收94%最高边际税率，彰显了政府调节贫富分化的决心。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唯有在效率与公平间找到平衡，通过产业升级夯实供给优势，通过收入分配改革释放消费潜力，才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走出“供给给力，消费费力”的困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