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4.5%-5%”的经济增长目标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定调，直面了当前中国经济的深层挑战。2月28日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统计公报》显示：社零增速仅3.7%，固定资产投资多年首降，CPI持平、PPI下降2.6%——“供强需弱”已成为经济循环的核心堵点。

内需不足、消费不振，是表象还是根源？如何通过政策组合拳打破“需求降低-利润降低-投资/工资降低-需求更低”的恶性循环？文化纵横就此专访了冯志轩，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展开深度解析。

一、需求与供给：市场经济下的“货币权力”逻辑

要理解内需问题，需先回到最基础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市场经济中，这一关系被“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所中介：生产者的劳动是“私人”的，只有通过货币交换被社会承认，才转化为“社会劳动”。需求，本质是有货币购买力支撑的需要，而货币掌握在谁手中、如何流动，决定了生产的方向与规模。

在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成为货币流动的源头：资本投入生产→劳动者获得工资消费→政府征税。此时，需求的核心是“利润率”——只有预期利润足够高，资本才会投资，进而带动就业与消费。若利润率下降，投资萎缩，需求不足便成为必然。这解释了为何消费不足危机的本质，不仅是劳动者购买力弱，更是投资不足导致利润枯竭，进而侵蚀需求。

二、消费与投资：动态平衡中的“非此消彼长”

消费与投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常被简化为“此消彼长”，但这是静态视角。动态来看，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未来会产生更多剩余产品，为消费提供可能。就像“大道定理”揭示的：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往往需要先满足一定水平的积累，如同“走高速公路”才能更快到达目的地。

在利润导向的市场中，消费更服从于投资：消费不仅实现投资利润，还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条件。因此，消费不足的本质是投资不足，而非简单的“收入低”。若仅靠提高工资刺激消费，企业因成本敏感而减少投资，反而会加剧需求萎缩——这正是当前中国部分企业的真实写照：对成本（如工资）高度敏感，对需求波动却相对迟钝。

三、消费不足的矛盾现象：结构错配与“建成环境”制约

当前消费领域存在矛盾：一方面企业销售承压，另一方面旅游、文化等消费火热。这反映了需求结构与生产结构的错配：需求转变（如从实物消费转向服务消费）速度快于生产调整，导致部分企业利润率下降；同时，“建成环境”（如房地产低迷影响装修、家电需求）和“时间约束”（服务消费需同步时间投入）也制约了需求转化。

更关键的是，中国消费不足并非单纯“收入低”，而是收入分配的内生性与企业成本敏感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企业“内卷式”竞争（同质性高、价格比拼）和重工业占比大（如钢铁、化工，停产损失高），导致企业对工资上涨的成本压力极为敏感，却对需求波动“钝感”。此时，简单“发钱”或“涨工资”，可能因企业投资收缩而事与愿违。

四、公共消费：被忽视的“集体需求”支柱

理解中国消费，需引入“公共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分。中国“基建狂魔”的标签下，是大规模公共投资形成的“集体消费”——平整的路面、夜间照明、地铁、公园、公立教育、公共卫生等。这些消费资料无法分解为个人所有，却通过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如减少个人医疗支出、提升出行效率）间接提升了实际消费能力。

公共消费是生产社会化的结果，其生产率往往高于个人消费（如公共卫生比个体就医更经济）。中国通过集体消费满足需求，既受制度与治理能力影响，也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衡量消费水平时，需将公共消费纳入框架，否则会低估中国居民的实际福利。

五、打破恶性循环：从“托底需求”到“激活循环”

当前最紧迫的，是避免经济陷入“需求降→利润降→投资/工资降→需求更低”的螺旋。为此，需跳出“投资与消费对立”的静态思维，通过政策组合拳激活经济循环：

1.  激励地方政府扩大支出，改善支出结构：地方政府是公共消费的重要主体，其支出直接形成需求。需通过债务置换等方式缓解地方利息压力，引导资金从“刚性付息”“招商减税”转向民生与公共消费（如教育、医疗、社区服务），为其他需求创造场景。

2.  发挥国有企业的“非利润导向”投资作用：国企投资不完全受短期利润驱动，且能带动长链条需求（如基建、能源）。其投资不仅不挤占民营空间，反而能提高经济总体利润率，为民营投资创造更好环境。

3.  调整产业结构与竞争格局，降低企业成本敏感度：通过反垄断、反内卷政策减少同质化竞争，推动技术升级（如AI、自动化）降低对低工资劳动力的依赖，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对需求波动的“弹性”。

4.  长期规划：优化需求结构，匹配生产转型：针对需求结构快速转变（如服务消费崛起）与生产调整滞后的矛盾，需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乡村振兴等政策，为生产转型提供空间，减少“需求漏损”。

结语：从“发钱”到“活循环”

单纯“发钱”或“涨工资”无法解决需求不足，因其忽视了经济循环的动态性与结构性矛盾。真正的关键是通过政策组合拳托住需求、激活循环、提高利润率，让投资与消费形成正向互动。当经济循环畅通，企业利润回升，工资增长才有可持续性；当公共消费与个人消费协同发力，居民实际福利才能真正提升。

比“发钱”更紧迫的，是打破“恶性循环”的锁链，让经济在动态平衡中重获增长动力。这，才是两会“稳增长”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