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读到张向荣老师的《漫长的离职》一文，很有趣。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没关系，他是一个写历史的前银行人。他写的《祥瑞》，我们之前还做过书评。不过，这不是重点。
最近些年，一直有出版业的朋友跟我抱怨说，出版业的寒意总是新年赛旧年，而对于银行人来说，能够离开一个稳定的收入渠道，而去断然拥抱一个出版和阅读的寒冬，总是需要勇气的事情。而同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银行里面其实出了不少作家。光我能记得的，23年拿了雨果奖的海漄是，作为“东北文艺复兴”旗手的双雪涛也是。
其中成因倒是不难理解：金融是整个社会中思想最活跃的部分之一，但银行却是金融体系里“最滞重”的一部分，做过的人都知道，这二者间的割裂感是很深的。尤其在今天，银行更是一个现代人类“腹背受敌”的困境的典型缩影：一方面，AGI在后面快速地追赶你，金融市场的焦虑第一时间就能找上你；但另一方面，你所体验的人类的生产组织方式则仍是阶层的、臃肿的、反效率的。而这两方面会共同剥夺你的意义感：一方面，很多事情让人感到“这到底有什么意义？！”，但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算了，都没意义了。”
你看，人就是这样一种追求着“意义”的动物。意义这个词说来很终极，但我们终其一生是否能找到一种普世的意义？是否能有永恒的一处用以放置灵魂？我对此深表怀疑。所谓“文章憎命达”，以这样的“意义困境”诞生出文章、将文字作为个人的“此心安处”，倒是理所当然的了。至于赚不赚钱，那都是其次的其次。
作家的耳与目总有一种对时代的高度敏感，有时候这就成了负担。村上春树在写《挪威的森林》时，为了躲开日本国内80年代的躁动不安，就特地前往了希腊呆了许久——想必这是一种不那么便宜的隐居。而方法可以因人而异。比如，我在张向荣的访谈里留意到一句：“我不喜欢电子产品和科技新事物，觉得太老登了”。我相信，这句话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选择。
这些年，我们已经习惯了技术高速发展下的社会氛围，好奇心和技术主义越来越被当作了一种美德。但，“不喜欢新奇”难道错了吗？以至于，我们甚至要用“老登”这样的词汇，用来自嘲和提前自卫？
其实关于“新事物”的战争仍然在身边未分胜负：我见到一边是不少严于治学的朋友认为“AI不过是充满幻觉的、肤浅的、投机取巧的工具”；而另一边，也有很多朋友认为“AGI和超级个体的时代必将来临，抢占生态位的战争已经开始”。若你问我，二者中谁更可能创造历史，我倾向于后者。但它们创造的世界一定美好吗？一定要强制所有人接受它们的审美、逻和道德吗？我不这么想。
说实话，都不用预测AGI到来会是什么样子，就看当下——太糟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自媒体。我经常一觉醒来，到一堆自媒体在铺天盖地地解说同样的内容：昨天山姆·奥尔特曼又说了什么、谷歌又发布了什么、硅谷又又又炸裂了，我听了一个太太太厉害的播客……其实不管山姆说了什么、播客说了什么，都不大重要，没几个人能揣着笔记本听完，能不按加速键就不错了。这些内容的核心不是内容，而是情绪，世界一日千里，专业术语漫天，解说和传播“大神观点”看似只是搬运，但实际上句句都指望戳在“普通人毫无护城河”的软肋上，谁戳得重，谁就是注意力战争的赢家。比如最近几天关于Moltbook的讨论再次刷屏，有自媒体再度喟叹道“人类只配围观！”——确实得承认，这个标题相当不错。
普通人的危机是有了，但解法呢？会用AI，显然已经不足以提供个人的庇护所了，大家更关注的是：如何用AI创造一种小可以养家糊口，大可以撑起一个产业经济模式？
这个问题是流量带来的，而流量本身也成为最受欢迎的答案。这是最显眼的时代红利，也最容易和AI组合到一起。哪怕是最狂热的创新者也开始发现：技术导向终究面临商业化应用的考验。大洋彼岸的巨头不能免俗：比如OpenAI最终给ChatGPT加上了广告，兜兜转转还是复制了谷歌搜索引擎的路径，流量的商业逻辑，让守成者和挑战者殊途同归。而在大洋此岸，应用的“打法”总是更成熟一些，更路径依赖一些。于是我们看到，原来推广大模型，也可以复刻“红包大战”的方式。
巨头况且如此，就别说那些依附于巨头的平台生态了。我们听到很多关于个人应用AI创业的建议，例如：“未来就是一人公司的时代”、“人不需要做总写作，而需要做总编辑”、“要抛出海量的不成熟的作品大胆测试”——作为商业逻辑倒是不错的，确实，AI的短期红利的最大化，就在于对渠道的饱和式攻击。
这就是这个时代目前可见的解法，很商业。但商业化不会自动推动“人的危机”的解决。个人的回转余地其实相当有限：或者不参与AI商业化的路径；或者只能被效率追赶，成为低质的回声机。大部分的选择都会集中于后者，于是流量的问题，也归结于流量。正如我们写过：AI不改变信息过剩和平庸这两个事实，反倒很容易将它们放大。而以上二种选择相比较，我其实相当尊敬那些和AI保持距离的人——他们在内心里有自己圆满的生活和世界，并且尽可能地使它保持独立。
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效率和技术是人类问题的唯一维度，也不相信技术和商业精英是人类进步的终极推手。人的历史是复杂的。
举个更成熟的例子吧。比如，我们都承认洗衣机和洗碗机发明不仅是电气革命的胜利，也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它们将人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精力投入职场，也可以赋予闲暇和消费。但就是这样一种在物质和社会上都占尽好处的机器，我在把它们引入家庭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未曾设想、但实实在在的保留意见——我家的长辈开玩笑地说“碗都让洗碗机洗了，那人要干什么呢？”
乍听到这句话，我一愣：想干嘛就干嘛呗，看看电视，刷刷手机不好吗？
但这种显而易见的结论，并不会消除心里的膈应：难道长辈们缺的是那点时间看看电视、刷刷手机吗？后来我渐渐理解理解，长辈们是通过对家庭的劳动和奉献创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连结、也创造了自身的锚点。他们对劳动被替代的膈应，和我们如今面对AI时的焦虑是共通的——这是主体性面对挑战的担忧。
有句话说得好：劳动是人主体性活动的基础。以此推论：剥夺人劳动的权利，就是剥夺人的主体性。
在我们高喊着“早日退休”、崇尚着“财富自由”的年代，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奇怪，像是PUA，但又莫名耳熟？这句话来自马克思。他随后的推论是：人的解放首先要完成劳动的解放，实现异化劳动、雇佣劳动向劳动本身的复归，劳动将成为人自觉自愿的活动，是人的需要而非谋生的需要。
我小时候上政治课时，感到马克思描绘的这般“解放”的愿景近乎不可思议，而成年以后，更觉其遥不可及。我确实没有想到，是AI将这个问题带到了眼前：一方面，是技术精英和商业头脑们将边疆不断地外推，甚至开始渲染“生产力高度发达”、“智力的价值会最终归零”的恐怖远景；而另一方面，则是其余手无寸铁的人类被不断地边缘化，甚至连劳动的资格都受到威胁。
我们要问：劳动仍然是通向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人要保持必要的、创造性的劳动。这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我们常说三人就可以组建党小组，是因为两个人只是关系，而三个人就构成了起码的政治所孕育的条件。但其实，政治的门槛更低——我们内心里的秩序，算不算一种个人的政治？我觉得是。毕竟，古人从“修身”出发，可以一直推理到“平天下”。自我的精神状态，既来自环境，也塑造环境，这就是一种政治。
那么，既然政治的问题，就需要更政治的解决。这个解决或许就是：必须保护人类劳动的权利和价值。当然，我们或许一时半会无法迎来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但是从个人选择上讲，我会很支持选择张向荣老师那种“老登”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给自己留一部分悠久的土地，亲力亲为地做一些笨事情，远离阅读和思考的捷径。在那里，我们的眼睛逐行逐行地追逐文字，阅读不是为了快餐式的结论，而是思辨和与他人对话、神游的过程；而我们的手指也将逐个逐个地蹦出文字，写字、表达、审慎地掌控自己的造物，应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就像米开朗琪罗说的：“每个雕塑本来就是一个被封印在大理石中的生命，而我只是负责把他们解放出来。”在写东西时，我经常也有类似的感受。文字和逻辑可以有浑然天成的美感，但这种美绝非凭空得来，而是来自脑中灵感的千百次推敲，是只有人类亲自动手才有的结果。我会说，AI对人类的复刻哪怕惟妙惟肖，都是对于观众而言的，但作者，作为作品的第一观众，应该拥有最具影响力的审美和否决权。
我丝毫不掩饰我对诸如“还在坚持旧的生产方式的人必将被淘汰”等言论的反感——我们总不能让大模型学习了一切人类美好思想的造物，却最终让人类舍弃了阅读和表达的快乐和能力，舍弃了决策和自我负责的要件，忘记了世界的复杂、感官的敏锐，以及如何孤独地沉思，最后走向一种“更高水平的平庸”。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是100%的人类“手作”产品。它或许很不完美、很不稳定、很不盈利，但我想它至少人味儿十足。对我自己来说，“手作”是一种兴趣，也是一种个人的反抗和秩序的构建。
我相信其道不孤。就像这个世界上，始终会有一些能从洗碗中获得快乐的人。你不觉得，能从这种事情中获得快乐，才是人更特别的一方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