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秩序日益呈现中美持续对抗的特征。美国以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构成金融型结构权力，中国以全球制造与供应链网络形成产业型结构权力，双方均深度嵌入全球体系，博弈或呈持久僵持态势。技术竞争虽增添不确定性，但未根本改变权力均势。一些中等强国同时依赖于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网络，因此面临“双重嵌入”的结构性困境。“全球南方”则因其处于边缘地位而意外获得更大的战略灵活性。


纵观人类近现代历史，大国竞争始终围绕着对当时的主导能源及能源转型的掌控而展开。19世纪英国的工业霸权与蒸汽机的发明密不可分，蒸汽机将煤炭转化为帝国的“肌肉”，为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提供了不竭动力，使皇家海军舰队能够远征世界、拓展全球市场。到了20世纪，世界重心逐渐转向美国。美国的崛起得益于内燃机以及支撑其发展的全球石油体系。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框架和“石油美元”体系，推动了大规模交通运输、现代战争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同时也助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经济与军事影响力网络。

今天，一场新的转型正在发生：中国正走在绿色能源时代的前沿，在清洁能源、电池、关键矿产供应链，以及支撑车辆、电网和数据基础设施的电动机技术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正如蒸汽让位于石油，如今石油也正在逐渐退场。每一种能源格局都重塑了全球权力格局，这表明当今时代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由谁来定义并掌控未来的能源体系。

曾以美国单极主导为特征的冷战后国际秩序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当前的国际秩序并没有迅速转向多极化，而是日益呈现出中美持续对抗的特征。这场竞争超越了传统的军事与安全领域，而是体现在深度嵌入全球金融、制造业和尖端技术中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博弈。由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长期以来一直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稳定框架”正在经历一场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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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这场竞争的核心，在于全球体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性地位。

美国的霸权，从根本上讲根植于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又以美元的核心角色为支撑。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交换媒介和国际贸易金融记账单位。美元的中心地位赋予了美国在全球资本流动、金融监管和经济制裁方面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使美国无需直接施压便能对外投射影响力，通过掌控流动性、支付系统和金融市场来塑造国际行为。一些国家尝试通过替代性支付机制或储备多元化来绕过或削弱这一体系，但迄今为止，美元地位尚无法实质性地取代。

相比之下，中国的实力源于其在全球制造网络和供应链中的强大地位。数十年来，中国已经确立了国际供应链核心节点的地位，是全球主要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提供者。这种主导地位不仅局限于低成本制造业，还日益扩展到高科技产业领域。制造优势赋予了中国战略主动权，使其在全球生产和供应链网络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尽管美国及其盟友试图“脱钩”或推动制造业回流，但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物流障碍。中国供应链生态系统的规模之大、效率之快、一体化程度之高，短时间内不太可能被取代。

中美两国都在积极寻求解决自身的结构性劣势——中国试图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降低对美元融资的依赖，美国则致力于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和产业回流。因此，双方近期都不太可能彻底削弱对方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中美竞争将进入一个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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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金融和制造业相比，中美技术竞争角逐更加激烈。双方都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和数字基础设施等新兴技术。目前竞争的结果尚不明朗，双方均未取得明显优势。技术领域的较量与金融和制造业的交叉融合，加剧了更广泛的竞争。对关键技术的掌控将影响生产效率、军事实力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然而，当前全球科技生态系统支离破碎，受到严格监管，有时甚至被政治化、安全化，这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迅速占据优势。

因此，必须认清这场竞争的本质、维系其存在的权力结构，以及它对全球经济分层和身处不同层级体系中的各参与方所产生的更广泛的系统性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那些身处中美竞争格局之外，却深度融入分别由中美主导的制造与金融体系的国家，将面对什么样的影响。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所指出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欧盟国家在内的所谓“中等强国”，日益发现自己被迫处于两面承压的境地，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做出代价高昂的战略抉择。他们的脆弱性不是暂时出现的，而是长期固有的，反映了中美竞争的持续存在，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

这些中等强国同时依赖于美国主导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供应链网络。这种“双重嵌入”的属性，使它们容易受到大国竞争的影响，直接面临金融制裁、出口管制、技术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化与反安全化举措的威胁。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高度复杂，技术水平先进，且多以出口为导向，因此与中美任何一方主导的体系断裂，都会立即带来巨大成本。此外，它们与美国主导的联盟框架深度绑定，难以保持战略模糊或中立立场。

与美国不同，尽管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与其明确的外交政策原则保持一致，但中国在与贸易伙伴打交道时，无论对方是中等强国还是“全球南方”国家，从不附带政治条件，更不会将具有约束力的联盟承诺强加于人。

相比之下，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更为边缘化的地位。尽管它们长期面临发展滞后、债务和不平等问题的挑战，但大国竞争的核心手段通常很少直接作用于它们。这些国家距离全球金融市场、先进的制造业以及高科技生态系统的中心较远，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意味着它们不太可能成为大国精准打压的对象，因此反而可能在与大国开展互动时拥有更大的战略灵活性和选择性。

总之，当代国际秩序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新兴大国崛起，也取决于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的长期韧性。中美在全球体系中拥有截然不同的结构性地位——一个是制造枢纽，一个是金融中心，这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角力很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尽管技术竞争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打破这种潜在的力量格局。随着全球局势不断演变，中等实力国家因其深度的结构性嵌入而面临战略困境，而“全球南方”国家则意外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本文英文原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Wiggle room"，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