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师傅的工作时长正在不断攀升，他们无奈地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对抗日益下降的客单价，只为维持原本的收入水平。在最近一次深圳出差的路上，一位50多岁的网约车师傅，向我讲述了他日复一日的工作日程：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起床，只为赶在充电桩空闲时给车辆充电；7点正式出车，一直忙碌到晚上10点才收工。中午仅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吃完午饭喝杯茶，却不敢有丝毫小憩——一旦稍微睡一会儿，整个下午就会浑身乏力，索性一鼓作气干到大晚上。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这位师傅的特例，是他在特区奋力打拼的个人选择。但前几天“晚点”的报道，却验证了这是网约车行业的普遍情形。必须承认，“晚点”近期的好几篇报道和采访都极具深度，在这个所有人都被短视频裹挟、追求碎片化娱乐的时代，这样的深度内容愈发稀缺，也更显珍贵。
即便如此勤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网约车师傅们依然要面对收入逐年递减的困境。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他们每天的目标收入是450元，这还需要足够好的运气——如果早高峰接到的多是起步价的短途单，缺乏去机场、高铁站等远途单，每天的收入甚至会跌到400元以下。每个月满勤30天，扣除租车费、充电费等成本后，在深圳的到手收入也不过大几千块钱，这与“晚点”的报道完全吻合。而在两三年前，同样的工作强度，他们每天的收入可以接近800元。
很多师傅在收入还不错时入行，硬生生把自己的身体、作息，都改造成了适配网约车行业的模式。可当收入下降后，他们早已失去了转行和改变的可能：年龄每增长一岁，选择就减少一截，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显得格外渺小。我们无法责怪这些努力生活的个体，因为他们的困境，从来都不是个人选择所能完全决定的。
在海外，我们总能看到一些5年一换行业的精英人群：当过兵、做过飞行员，再到投行任职、兼职做DJ，仿佛上天下地无所不能。但这终究是极少数人——他们既有自身教育基础带来的见多识广，也受益于社会对年龄的包容，以及很多垂直行业长期缺人、技能培训体系高度完善的便利。这些条件，对于一个后备劳动力相对过剩、很多垂直行业远未成熟的社会而言，还显得有些超前。
我们常常默认，人是拒绝被工具化的。但很多时候，机制设计、市场规则，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工具化的过程，最终失去兴趣，也失去反抗工具化的能力。一个每天工作14小时的网约车师傅，没有业余生活，没有陪伴家庭的时间，这个行业机制，将他变成了一具钉焊在驾驶位上的“人体智能”：商业的本质，是借用他的脑子做驾驶判断——目前这比智能驾驶更具可行性和性价比；借用他的四肢操纵方向盘、油门和刹车——比全套智驾控制系统更稳定。
这种对人的价值、潜力和多样性的毁灭，总是令人心痛。类似的工作还有很多：每天在大堂无所事事却要坚守十几个小时的保安，奔忙在一单又一单之间、停不下来的快递小哥，在地铁里目无表情、机械处理安检的安检员。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在3到5年内，还面临着随时被技术替代的危机和风险。当人甚至失去了被工具化的价值时，又该何去何从？
事实上，很多白领打工人，甚至比蓝领更迫切地面临这样的威胁。我不相信全民基本收入（UBI）能够实现，也不认为技术的突飞猛进会让所有人都受益。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来都不是这样，分配从来不会自我平衡。最好的希望或许是，最底层的人群能够随着物质丰裕，享受到比古代帝王更好的生活，这已然是很理想的未来图景。
当然，过去几年网约车师傅收入下降，主要推动力并非自动驾驶或AI，而依然是《资本论》中早已提出的古老原因：后备役工人大军日益庞大，让人的可替代性不断增强，进而压低了工资；工资降低后，又有更多人挣扎在生存边缘，被迫加入这个产业大军，形成恶性循环。
在过去100年里，工业文明的解法是不断攀升科技树，让人从低技能劳工转型为高技能劳工，发挥人的不可替代性和创造力。但这条路径的背面是：人作为一个整体，或许在迭代升级，知识的传播、教育的普及，让一代比一代更强；但对于个体而言，转型升级、劳动力习得、技能迁移，从来都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有一大部分人，可能会永远被困在某个低技能陷阱中，无法脱身。
但我想说的，其实不只是这些老生常谈，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当无数人在抵抗被动工具化的同时，有很多人，是主动希望将自己工具化的。
如果一个组织机构以流程为优先，一切都要求遵循程序，那么把自己主动工具化，变成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变成一个牢固的节点，或许确实是最优的生存策略。比如大厂的中层，他们可能并不排斥工具化，甚至会主动将自己工具化；不仅如此，他们还会主动改造组织，为工具化的自己创造更肥沃的生存土壤。
一个节点型中层的关键作用，或许就是领会上层的意图，重新梳理后传递给下层，并督促、追踪下层的工作进度。为了巩固自己的工具化价值，他们会将这个过程的重要性无限放大，用各种复杂的术语矩阵和管理体系，将自己层级所做的事“专业化”，让外人无法染指。大厂病的底层，就充满了这样的病灶。理解了这是大厂无法彻底根除的底层症结，就能明白为什么恒生科技三巨头，会有不尽如人意的表现。
常年处于VC投资的前线，我们从一开始总会问“如果大厂这么做怎么办”，到后来几乎大家都会相视一笑——因为这个问题和答案，从来都是一体两面。人为了完成KPI而拼命，与为了好奇心探索、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而拼命，会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效率。
我们也不断看到“屠龙少年终变恶龙”的戏码：从小厂成长为大厂后，组织逐渐僵化。但这或许也并非坏事——不断有人才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僵化而离开，开枝散叶、创立新的门户，这正是创新裂变的过程。
什么会阻碍这样的创新裂变与生死迭代？大概是那些“大而不能倒”的观念。中国市场以“卷”出名，企业间往往以命相搏，但单看龙头企业的成长与衰老速度，其替换率其实并没有那么快。一旦成为龙头，就有千种万种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更便宜的资本、更便捷的融资手段，维持自己的优势。
这确实是AI短时间内无法突破的壁垒之一，也是我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人的组织和观念，是AI无法攻克的壁垒。但我也并非全然批判这种壁垒——因为有的时候，给那些无法适应时代、无法迅速转型的人提供最后的兜底，依靠的正是这样的人心和组织文化壁垒。就像人类因为学会了救助受伤的同伴，才真正诞生了文明。
但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一种是市场化的“面子”与组织僵化的“里子”并存，另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兜底，给个体更多的容错空间。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区分这两者；即便能够区分，也会面临“成本由谁承担”的难题——人类社会，永远会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挣扎、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