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正好，洒在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草坪上。高薪造纸工程师柳万秀，正陪着美丽的妻子美莉和一双儿女，在自家三层大别墅前享受休闲周末。两只活泼的大狗不时与孩子嬉闹，一家人完全沉浸在岁月静好的小确幸里。

这是朴赞郁新片《无可奈何》的开篇，一幅教科书式的中产幸福图景：专业领域的成就、优渥的物质生活、和睦的家庭关系、浸润在日常的高雅品位，像极了暖色调滤镜下的房地产广告。男主柳万秀望着眼前的一切，情不自禁地感慨：“我拥有了一切。”

然而这份圆满转瞬即逝——柳万秀突遭裁员，一家人的幸福生活轰然崩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自认“别无选择”的一家之主，竟将希望寄托于极端手段：暗杀与自己竞争同一份岗位的对手，以此夺回“体面”。

这样的故事内核，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奉俊昊的爆款电影《寄生虫》。但两者的核心焦虑截然不同：《寄生虫》里，穷人用极端方式叩击阶层上升的大门；而《无可奈何》中，时代心态已然剧变，人人自危的晚期资本主义图景铺展开来，技术替代、失业恐惧如影随形，中产群体只能用荒诞甚至血腥的方式，对抗随时可能到来的阶层跌落。

芝加哥大学学者豪道斯·魏斯在人类学著作《我们从未中产过》中犀利指出：“中产阶级”本就是顺应资本主义而生的伪概念。它并非一种稳定的经济处境，而是一套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只要你足够努力，就能过上有钱有闲的中产生活。

可资本的本质是追逐高效剩余价值，在持续推动技术革新的同时，必然要求每个雇员无限提升工作效率。效率提升的代价，是企业对人力需求的缩减，越来越多人不得不直面失业的压力。朴赞郁用他标志性的黑色幽默，将这种内卷逻辑推向极致：当阶层上升的通道断裂（且这种断裂注定发生），为了维系“中产”的幻觉，人们最终只能无可奈何地抽刀向同类，在绝境中渴求一线生机。

一、中产的存在主义危机

“中产”是当下社交媒体的高频主语，关于“年收入多少才算中产”的争论从未停歇。但无论界定标准如何浮动，它始终指向一组核心标签：稳定高薪、自有房产、私家车、定期家庭旅行、负担优质子女教育的能力，再叠加欣赏艺术、热衷收藏、注重健身等高雅趣味。

柳万秀无疑是这套标准的完美践行者。他的三层别墅带开阔庭院与阳光房，几年前，他以匠人之心重新设计改造了这座童年祖屋，院子里还精心搭建了绿植温室。造纸本业之外，侍弄盆栽是他最惬意的业余爱好。孙艺珍饰演的妻子美莉，是典型的中产主妇形象：优雅从容，无需为生计奔波，日程表被网球课、舞蹈课填满；一双儿女就读顶尖学校，修习大提琴这种能积累“文化资本”的乐器。

这套看似“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实则是二战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下，被系统性建构并推广的“进步叙事”。在豪道斯·魏斯看来，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开放的优绩主义”：它不断向愿意投入的人许下准入承诺——只要你通过教育投资自己、成为“人力资本”，勤恳工作、谨慎理财、持续消费，就能获得安全、体面且不断向上的人生。

影片很快交代了柳万秀的奋斗轨迹：高中文凭起步的他，结识美莉后决心蜕变，通过远程大学拿到本科学历，戒掉酗酒恶习，日复一日积累技能，最终成为造纸行业的专业人才，收入也随行业兴起水涨船高。他的人生逻辑看似坚不可摧：“我的成功源于不可替代的专业技能，因此收入稳定，生活只会越来越好。”

可他从未想过，自己用半生搭建的生活，竟如纸张般脆弱——看似平整柔韧，实则不堪一击。作为技术员工，他不掌握生产资本，又不像底层群体那样“没什么可失去”。一旦市场波动、技术革新或资本流向改变，所有体面都会瞬间消散。

影片改编自美国作家唐纳德·维斯雷克的小说《斧头》，原著讲述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员工失业后杀人的故事。几十年过去，危机形式已然迭代：柳万秀奋斗半生的造纸公司，在AI技术冲击下面临结构调整，被美国公司收购，他25年的造纸经验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裁员成为他这类技术人员的必然宿命。

而那座承载着中产梦想的别墅，在他失业后彻底从“家园”沦为“囚笼”。改造房子欠下的大额贷款、两条大狗的养护成本、子女的教育开支，瞬间都变成了压垮人的负债。正如豪道斯·魏斯在书中的犀利论断：中产阶级的核心资产（尤其是房产），在当代经济中非但不是安全垫，反而成了焦虑与债务的源头，是将人牢牢锁在过度工作轨道上的枷锁。

失业后，柳万秀马不停蹄地找工作，还接受了公司提供的心理援助。这一幕被拍得荒诞又心酸：一群失业男人西装革履地盘坐在温馨的治疗室，治疗人员教他们用手指敲击脑袋，强行植入“不要灰心，继续奋斗”的信念。在这里，现代心理疗愈体系被狠狠讽刺——它将系统性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体的“心理调适问题”，却对裁员背后的不公与不义避而不谈。

更悲剧的是，中产意识形态早已将“系统性风险”转化为“个人道德责任”。失业带给柳万秀的，不仅是经济恐慌，更是深入骨髓的羞耻与自我怀疑：失业就意味着“失败”，是自己不够努力、不够敏锐，没能及时“提升自己”的错。

失业更让他陷入存在主义危机：前半生的身份与尊严都与“造纸”绑定，若脱离这个行业，自己是谁？若无法再用“中产”的方式支撑家庭，“一家之主”的尊严又该安放？妻子美莉倒是果断，立刻提出解决方案：卖掉房子、换小车、砍掉所有非必要开支——包括她的网球课、舞蹈课和孩子的补习班。可作为养家之人的柳万秀，却始终不愿放弃这一切。

他宁愿每天穿西装出门游荡，也拒绝从事“有失身份”的体力工作，哪怕是美莉提议的、契合他爱好的“园丁”工作也不行。在中产的价值体系里，超市理货员、园丁这类职业，是对他过往所有人生投资的否定，是对“自我身份”的根本摧毁。他真正恐惧的，从来不是贫穷，而是被踢出“中产”的叙事框架。

二、焦虑的“园丁”

当柳万秀得知一家高端新造纸厂即将开业，且只有一个技术岗位空缺时，他的神经彻底紧绷。应聘、主动攀关系等常规手段接连失效后，一个“高效”却极端的念头在他心中成型：如果岗位只有一个，让其他竞争者消失就好。

他伪装成招聘者收集竞争者简历，有计划地实施杀戮。这个看似荒诞如八卦新闻的故事，藏着丰沛的人性褶皱——这也是朴赞郁最初被原著吸引的原因。从《老男孩》《亲切的金子》到《小姐》，朴赞郁的作品始终对血腥、复仇等极端行为有着深刻执念，这些场景往往以荒诞戏谑的方式呈现，但这份“好笑”无关愚蠢，而是个体在理性与道德之间的无力挣扎，是理性层层崩塌的过程。

被裁员后，柳万秀仅做了微弱反抗，便迅速向内卷规则投降，将刀刃对准同类。这恰恰暗合了某种社会运转逻辑：当“人力过剩”出现，为了“管理过剩”，高度竞争的文化必然滋生，个体间的生存竞争也随之激化。而《无可奈何》，不过是将这种竞争推向了极端。

电影中反复出现柳万秀照料盆栽的场景：他用剪刀修剪枝叶，用铁丝将枝叶强行塑造成理想形态。某种意义上，他也是自己幸福生活的“园丁”，将人生与家庭当作需要持续投入、精心修剪的盆景。可栽培本身，就暗含着暴力的修剪——影片中有一幕，他因用力过猛，直接掰断了树枝。

为了打理好“生活花园”，他可以剪掉多余的枝叶、拔除杂草；当事业竞争来临，他要“拔除”的，就成了其他竞争者。第二次杀人后，他在雨夜的庭院里掩埋尸体，影像中叠化着白天修剪树枝的画面。那套“为家庭奋斗”的美德，在生存绝境中彻底扭曲，最终导向了非道德的暴力。

豪道斯·魏斯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中早已点破：“由于缺乏集体形式的支援，人们被孤立为个体利益的独立负责人，被迫在这些交易中自谋生路……这使他们在养家糊口的日常努力中对彼此漠不关心。在这种环境中，要想致富，甚至只是想凑合过日子，都要求在相当程度上把自我利益摆在优先位置。”利己主义，成了中产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而维系这套意识形态的，不只是柳万秀一个人，还有他背后的整个家庭。妻子美莉见证了他的奋斗历程，比谁都清楚这份小确幸的来之不易；更何况，她对万秀的爱，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年万秀毫无怨言地接纳了离婚带娃的自己。

其实她从一开始就察觉了丈夫的异常：夜不归宿的作息、恍惚的精神状态，甚至儿子也隐约感知到了父亲的血腥举动。但一番挣扎与信任修复后，她选择了沉默，以心照不宣的方式默许了罪行——对她而言，维系幸福家庭的存续是唯一目标，至于维系的方式，早已不再重要。

就像柳万秀杀人后那句淡定的陈述：“美味从肮脏中来，如今我们吃到的美味苹果，是因为当年树下埋着许多死去的猪的尸体。”影片至此已然预示：内卷的尽头，是必然的道德滑坡；那些暖色调、冒著幸福泡泡的中产生活，本质上是与整个资本体系的同谋。

三、真的别无选择吗？

历经挣扎、恐惧与血腥，柳万秀终于扫清了所有障碍，走进了新造纸巨头的办公室。面试时，他从容自信，再也不是最初那个需要偷瞄手心发言稿才能开口的局促男人。

他如愿拿到了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可当走进新造纸厂的生产车间时，镜头却呈现出比任何悲剧都荒凉的景象：庞大的车间宽敞明亮，却空无一人；巨大的机械臂精准挥舞，发出轰鸣；流水线自主运转，屏幕上数据不停跳跃。这里不需要能辨别纸张肌理的双手，不需要经验丰富的工匠，只需要柳万秀一个人盯着控制屏幕，象征性地“看管”一切运行。

有一幕极具讽刺：机械臂正有节奏地敲击纸卷，柳万秀下意识地拿起工具跟着敲击——可这个动作完全多余，机器早已替代了他的所有专业价值。他赌上全部尊严、背叛同行与良知换来的“体面工作”，其核心内容早已被掏空，再也没有“体面”所需的专业内涵与创造尊严。

他望着这座陌生又洁净的工厂，脸上是强装淡定的失落。影片结尾，一家人似乎重归安宁：别墅不用卖了，大狗回来了，中产生活方式得以延续。但每个人的笑容里，都藏着一丝无法掩饰的僵硬——他们保住了体面的外壳，却永远失去了内心的安宁与完整。

影片名为《无可奈何》，看似在强调男主失业后的“别无选择”，可他真的别无选择吗？

第一个被柳万秀杀害的竞争者具范模，也曾是行业大奖得主，热爱造纸，也痴迷高雅的黑胶唱片。失业后，他陷入酗酒的混沌生活，妻子劝他转行做热爱的黑胶唱片行业，反正再过几年就退休了，可他始终无法放下。就连柳万秀举枪对准他时，都忍不住质问：“为什么就不能做点别的事情呢？”

这句话更像是柳万秀对自己的叩问：为什么不能放弃造纸行业从头再来？园艺不也是他的热爱吗？而更深层的追问，或许是所有人都不愿直面的：为什么不能放弃这套看似体面的中产神话？

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访谈中，朴赞郁被问及“是否相信存在其他选择”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们确实难以乐观，技术演进如此猛烈，加上悬而未决的气候危机……但现在放弃为时过早。尽管充满悲剧与错误，我们必须相信人类具有进步的潜能。”

豪道斯·魏斯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中，也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出路：当人们逐渐意识到，贷款换来的财产价值本就飘忽不定；当教育投资的回报日益稀薄，中产生活的成本高到令人窒息时，或许才能从“中产梦”中清醒，重新思考“我是谁”“该如何生活”的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