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复证明，每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都必然伴随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技术不仅重构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更会颠覆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认知。15世纪古腾堡印刷术打破教会解释权垄断，催生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觉醒，欧洲人从上帝的注视下转向自我与理性；18世纪蒸汽机轰鸣开启工业革命，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接踵而至，人类在机器与资本的丛林中探寻社会公平的边界；19世纪末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两次世界大战则击碎了“理性文明必带来幸福”的幻想，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告知人们世界本无预设意义，唯有个体能赋予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波波思想浪潮重塑世界格局，如今，人工智能的崛起将人类推向新的认知拐点——当机器能思考、创作、决策，人的存在底线与价值根基，又该置于何处？

回望中国现代化历程，一条隐秘的思想伏笔逐渐清晰。我们虽拥有深厚的古典人文传统，亦历经救亡图存的政治革命，但对“人的意义”的系统性探讨始终若隐若现。这种独特的精神土壤，让中国在遭遇AI浪潮时，面临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核心命题：当以功能价值定义人的传统叙事，遭遇能替代人类多数功能的AI，我们该如何避免沦为纯粹的“碳基数据矿”，真正确立人的主体性价值？

01 古典的回响与五四的震动：未完成的个体启蒙

中国并非缺乏对人的思考，但传统语境中，人的价值从未指向独立的“自我”，而是锚定于关系本位的伦理框架。在长期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中（即便汉代后已法家化，仍以儒家为表），个体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社会角色的履行——做孝顺的儿子、尽责的父亲、忠诚的臣子，价值核心是基于道德潜能的义务承担，最终归宿是服务集体与宗法秩序。这种价值体系支撑了两千年皇权政治与宗法治理，却也造就了国民淡薄的权利意识，直至20世纪初，民族危亡的阴霾催生五四运动，国人方才直面这份文化土壤孕育的国民性局限。

历史学家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深刻剖析，这场运动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抗争，更是一场试图重构个体价值认知的知识革命。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学者振聋发聩，试图引入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配套的个人价值与权利理念，批判传统礼教束缚，将个体从家族与宗法的桎梏中解放。然而，正如周策纵所指出的，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救亡图存的国家主义需求逐渐压倒了思想启蒙与个人自由的追求，强调纪律、服从与集体利益的思潮迅速占据主导，个体被快速整合进宏大的集体叙事之中。

于是，人的价值尚未完成从古典“关系节点”到现代“独立主体”的转型，便直接成为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价值高低，全凭对集体、国家的贡献度衡量。这种认知延续至今：我们这代人成长中，“个人主义”常被用作批评个性鲜明者的标签，集体主义仍是公共叙事的主流，规训仍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范式。这份以集体为先、功能为本的价值定位，构成了我们面对AI时最核心的文化底色。

02 工具人被更好的工具取代：功能叙事的崩塌危机

面对AI，失业焦虑固然严峻，但更深刻的挑战在于技术对“人”的重新定义——这种挑战对中国语境而言，是对传统功能主义人观的彻底颠覆。西方与中国对人的价值认知、社会结构早已分野，AI带来的冲击也呈现出本质差异：西方的困境在于重构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应对可能超越人类思考的“他者”；而我们的困境，是当“工具人”被更高效的AI工具替代后，人的价值坐标将彻底失焦。

在中国语境中，人的价值始终缠绕于功能叙事：儒家讲“经世致用”，要求个体成为社会运转的有用之才；革命年代倡导“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将个体价值锚定在集体事业中；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快速推进，更将这种叙事具象为高考分数、大厂职级、考公上岸——仿佛唯有达成这些世俗目标，个体才有存在的意义。但无论是否实现目标，这种“应当”的价值逻辑，往往难以填补内心的空洞与迷茫。

“空心病”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也蔓延至中年群体：无论在社会竞争中胜出与否，许多人都深陷内心荒芜，无从回答“为何而活”的终极拷问。年轻人对刻板规则的质疑、脱口秀对传统观念的调侃、网络空间的抽象表达与“邪修”式宣泄，本质上都是对主流功能叙事的微弱反抗，是对多元价值可能性的试探。而小红书上数十万博主以“教人爱自己”为业，更映照出无数人在自我关照中的挣扎——大家渴望摆脱功能绑架，却找不到成熟的价值锚点。

当AI在脑力与体力领域双重替代人类，原有功能叙事将遭遇致命冲击。若多数人沦为“无用阶级”，又缺乏非功能导向的价值信仰兜底，便可能陷入彻底的存在虚无，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废品”。更危险的是，社会若进入被动供养模式，而缺乏个体权利意识的支撑，这种供养极易异化为管控——人们为换取生存资源，可能彻底让渡数据与自由，沦为被算法收割的“碳基数据矿”，丧失人的主体性。

03 破局之路：在深度哲思中构建新价值叙事

若放任功能叙事延续，AI时代或将浮现这样的图景：社会分裂为掌握算法与资本的少数精英，与依附系统的多数无用大众。年轻人无法回答“既然毫无功能价值，为何而活”，便从躺平滑向彻底的虚无主义。此时，我们既需要从精神传统中汲取力量，更需要构建基于个体权利的博弈机制——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的价值”的深度哲思。

当下的国学热、哲学热，虽折射出人们对价值锚点的渴求，却难以提供根本性解法。并非传统思想与哲学缺乏养分，而是当下的讨论流于表面：没有百年前五四运动时期那种震动全社会的尖锐思辨，只剩互联网上转瞬即逝的热词、文章与单向表达，既无法穿透社会现实的肌理，也难以触及个体真实的生存经验。种种局限之下，这些讨论往往回避核心矛盾，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思想共识。

追寻人的价值，并基于此构建AI世代的社会范式，已是国人不得不补的思想课——技术战车滚滚向前，思想突破却停滞不前，这种脱节终将让我们付出代价。如今，各国关于AI的立法与规制，本质上是不同文化传统、法律体系对“人”的价值定位的落地，正潜移默化塑造着普通人的生存环境。我们无法预知最终答案，但可以确定：若回避对人的本质、价值与权利的深度探讨，就无法摆脱被算法异化、沦为碳基数据矿的宿命。

陈嘉映先生曾说：“重要的不是弄清楚你应当信什么，而是你到底信什么。”AI时代的到来，将这份追问推向了每个人面前。唯有直面这份未完成的哲思，重启对个体价值、权利与存在意义的深度讨论，才能在技术浪潮中守住人的主体性，构建出既适配AI时代，又彰显人性尊严的新叙事——这不仅是思想的救赎，更是避免人类沦为工具的根本之道。